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新加坡雇主聘请外劳有回扣拿的现象已引起当地议员和公民组织的关注，吁请新加坡人力部针对雇主拿外劳回扣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表态，以便向雇主和中介发出明确信号，说明这种剥削外劳的手段是不容许的。
新加坡工运议员哈莉玛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政府当初制定政策，向雇主征收劳工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聘请外劳的门槛，让本地员工在就业市场上享有一定优势。
她指出，如今新加坡劳工市场上出现的这种“回扣”交易，明显已经违背了这项政策的原则，因为那些领取数千元“回扣”的雇主现在甚至能“免费”雇用外劳数个月以至一年，在这样的情况下，雇主更不会考虑聘请本地员工。
哈莉玛也是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她认为市场上这种剥削外劳、让雇主中介得利的行为“非常不合理”，因为这等于是在“榨干这些借了大笔钱出国讨生活的外籍劳工”。
《联合早报》过去一个星期陆续报道，不少劳务中介为吸引雇主聘用他们代理的外籍员工而给雇主提供“回扣”作为奖励的现象。雇主每聘用一名外劳，中介就会给予2000元到3000元“回扣”，而这笔奖励往往来自这些外劳支付的介绍费。
十多年前已有此现象
由于这种请外劳有回扣拿的乱象早在十多年前、建筑业鼎盛时期就已出现，而这股歪风似乎一直都没有遭到当局采取行动遏制，一些受访雇主甚至认为这是受到当局默许的，有人还以为只要把“回扣”记录在账目里头就不算违法。
就因为有这些误解，哈莉玛认为：“（对于这种行为）人力部的立场绝对不能含糊，当局应该明确表明这种交易是不被容许的。”
据了解，一般中国籍员工要是通过劳务中介申请到新加坡工作，通常都要支付大约3万人民币（大约是6000新元）的介绍费，这还不包括飞来新加坡的机票。
专门照顾落难外籍工人的公民组织“温情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简称HOME）执行理事长范国瀚指出，虽然说外籍劳工支付多少介绍费纯属他与中介和雇主之间的私人协议，但随着市场上出现这种乱象，政府或许不应该继续单纯让市场力量来规范业者，因为毕竟在雇主、中介和外劳三方之间，外劳往往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势群体。
范国瀚认为，外劳输出国和我国之间的政府或许应制定某种双边协议，在介绍费方面设定一个顶限，或者拟定一份划一的雇约，以保障这些低薪外籍劳工的工资和福利。
每月都至少有30到40名来自印度、孟加拉和中国的外劳上温情之家求助，原因包括被雇主拖欠薪水。范国瀚指出，这些外劳大多都支付介于5000元到一万元的介绍费来本地工作，“要是部分介绍费给了雇主当‘回扣’也不出奇。”
不过，范国瀚也指出，除了依靠政府采取管制措施，雇主和中介其实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提升他们的道德和专业标准。
他建议全国雇主联合会（SNEF）或相关劳工中介协会之类的组织，自行为业者制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加强业内的自我管制。
哈莉玛也赞同这个建议。她认为除了由当局提醒中介不得给雇主提供“回扣”，全国雇主联合会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SBF）也应该教育会员，促请会员拒领回扣，从源头遏制这股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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